技术秘密侵权纠纷中的 “以侵权为业” 认定与惩罚性赔偿适用 —— 从最高法指导性案例 219 号切入

在当前技术密集型企业的经营中，技术秘密作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保护与侵权应对始终是企业合规与风险防控的关键议题。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 219 号（广州天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九江天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诉安徽纽某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等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围绕 “以侵害知识产权为业” 的认定标准、惩罚性赔偿的适用逻辑等核心问题作出明确指引，对企业尤其是涉及技术研发与跨境经营的外商投资企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文结合案例核心内容，解析技术秘密侵权纠纷中的关键法律问题，并梳理对企业经营的参考方向。

一、案例基本情况

本案的核心争议围绕 “卡波技术”（即卡波姆生产技术，产品广泛应用于乳液、膏霜、凝胶等领域）的技术秘密侵权展开，各方当事人及侵权事实可概括如下：

1. 技术秘密权利人及权利基础

广州天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广州天某公司”）系卡波技术的研发主体，2000 年登记成立；九江天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九江天某公司”）为广州天某公司全资子公司，2007 年登记成立。两公司通过两份《授权书》明确卡波技术的许可使用关系：广州天某公司将卡波生产技术及知识产权无偿授权九江天某公司使用，授权期限自 2008 年至 2028 年，且双方均不得将技术授予第三方。

2. 被诉侵权方及侵权行为

安徽纽某精细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安徽纽某公司”）2011 年登记成立，成立初期法定代表人为刘某（持股 70%），后变更为吴某成。本案关键侵权行为由 “离职员工 + 企业” 共同实施：

1.华某曾任职广州天某公司（2004 年入职，2013 年离职），离职前担任卡波产品研发负责人，在职期间与公司签订《商业保密、竞业限制协议》等文件；朱某良、胡某春亦曾为广州天某公司员工，同样负有保密义务。

2.2012-2013 年，华某以撰写论文为由索取卡波生产工艺设备图纸，并违反制度将技术资料拷贝至外部存储介质，随后通过 U 盘、电子邮件将原版技术资料发送给刘某、朱某良、胡某春等人。

3.胡某春在华某指示下修改技术图纸，委托第三方设计生产设备（如反应釜、粉碎机等），最终由安徽纽某公司利用上述侵权技术生产卡波产品。

4.安徽纽某公司自 2014 年起持续生产、销售侵权卡波产品，销售范围覆盖二十余个国家和地区，且无证据证明其存在其他产品生产业务；2018 年刘某因侵犯商业秘密罪被追究刑事责任后，该公司仍未停止侵权，侵权行为持续至 2019 年 8 月。

3. 诉讼请求

广州天某公司、九江天某公司于 2017 年提起诉讼，主张各被告停止侵权、赔偿损失及合理开支，并赔礼道歉。

二、核心裁判要点与裁判结果

最高人民法院在本案中明确了技术秘密侵权纠纷中 “情节严重” 的认定标准、“以侵害知识产权为业” 的判断逻辑，以及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规则，核心裁判要点及结果如下：

1. 核心裁判要点

（1）“情节严重” 的认定维度

判断侵害技术秘密行为是否构成 “情节严重”（进而适用惩罚性赔偿），需综合考量以下因素：

1.被诉侵权人是否以侵害知识产权为业；

2.是否因同类行为受到刑事或行政处罚；

3.是否构成重复侵权；

4.诉讼中是否存在举证妨碍行为（如拒不提供会计账册）；

5.侵权损失 / 获利数额、侵权规模（如跨境销售）、侵权持续时间（本案中持续近 6 年）。

（2）“以侵害知识产权为业” 的认定标准

行为人 “明知行为构成侵权，已实际实施侵权行为且该行为构成其主营业务” 的，可认定为 “以侵害知识产权为业”。本案中，安徽纽某公司的主营业务为侵权卡波产品的生产销售，无其他业务支撑，且管理层（如刘某）明知技术来源违法仍持续实施侵权，符合该认定标准。

（3）惩罚性赔偿的适用逻辑

对 “以侵害知识产权为业” 且长期、大规模侵权的行为，可从高乃至顶格适用惩罚性赔偿倍数（《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倍数范围为 1-5 倍）。本案中，法院结合安徽纽某公司的举证妨碍、刑事后仍不停止侵权、侵权规模大等情节，最终以侵权获利为基础确定赔偿数额。

2. 裁判结果

本案经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一审、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及再审审查，最终裁判结果如下：

1.停止侵权：华某、刘某、朱某良、胡某春及安徽纽某公司立即停止侵害涉案技术秘密，并销毁记载技术秘密的工艺资料；

2.赔偿责任：安徽纽某公司赔偿广州天某公司、九江天某公司经济损失 3000 万元及合理开支 40 万元；华某、胡某春、朱某良分别在 500 万元、100 万元、100 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刘某在 3000 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二审中刘某的责任范围从 500 万元调整为 3000 万元，系因法院认定其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对侵权行为的主导性更强）；

3.再审审查：最高人民法院驳回安徽纽某公司、华某、刘某的再审申请，维持二审判决。

三、关键法律问题解析

结合本案裁判逻辑，可进一步梳理技术秘密侵权纠纷中的三个核心法律问题，为企业提供更具操作性的法律参考：

1. “以侵害知识产权为业” 的主客观双重判断

法院认定 “以侵害知识产权为业” 需同时满足 “客观行为 + 主观明知”：

1.客观层面：侵权行为需构成企业 “主营业务”，而非辅助业务。本案中，安徽纽某公司虽主张营业执照记载经营范围不限于卡波产品，但无证据证明其实际生产其他产品，且侵权卡波产品的生产销售持续多年、覆盖跨境市场，足以认定为 “主营业务”；

2.主观层面：企业管理层（如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或直接行为人需 “明知技术秘密来源违法”。本案中，胡某春、朱某良曾质疑侵权风险，华某却明确指示修改图纸以规避痕迹，刘某作为公司创始人主导侵权技术的使用，均体现 “明知” 的主观状态。

2. 惩罚性赔偿的 “基数确定 + 倍数选择”

本案中，法院确定惩罚性赔偿的逻辑可分为两步，对企业维权具有直接参考意义：

1.第一步：确定 “赔偿基数”（即侵权获利）。因权利人实际损失无法查清，法院以安徽纽某公司自认的 3700 余万元销售额为基础，结合精细化工行业毛利率 32.26% 计算初步获利（约 1200 万元）；同时考虑到技术秘密在卡波生产中的 “贡献程度”（非唯一生产要素），酌情按 50% 折算，最终确定侵权获利基数为 600 万元。

2.第二步：确定 “惩罚倍数”。因安徽纽某公司存在 “以侵权为业、刑事后持续侵权、举证妨碍” 等情节，法院从高适用倍数（5 倍），600 万元 ×5 倍 = 3000 万元，与最终判决的经济损失金额一致。

3. 举证妨碍的法律后果

本案中，安徽纽某公司未按法院要求提供原始会计凭证、账册、利润表，亦未举证证明自身产品利润率，构成 “举证妨碍”。法院据此作出对其不利的认定：直接参照权利人（广州天某公司）年报公布的行业毛利率计算侵权获利，而非采纳其可能主张的 “低利润率”。这一规则提示企业：在侵权诉讼中，拒不提供财务资料将承担 “举证不能” 的后果，无法以 “利润低” 为由减轻赔偿责任。

四、对企业经营的参考启示

结合本案争议焦点及裁判逻辑，尤其是针对技术密集、可能涉及跨境经营的外商投资企业，可从以下三个维度优化内部管理与风险防控：

1. 完善技术秘密的内部保护体系

技术秘密的 “保密性” 是其受法律保护的前提，企业需从 “制度 + 执行” 两方面强化保护：

1.制度层面：与核心员工（如研发、生产、销售负责人）签订明确的《保密协议》《竞业限制协议》，明确技术秘密的范围（如本案中的生产工艺、设备图纸）、保密义务期限（离职后仍需履行）及违约责任；

2.执行层面：建立技术资料的 “分级管控” 机制，例如限制外部存储介质的使用权限、对办公电脑的资料拷贝行为设置审批流程、定期开展保密培训（尤其是针对研发团队），避免因员工操作不当导致技术泄露。

2. 强化离职员工的 “保密跟踪” 与风险防控

本案侵权行为由离职员工华某主导，提示企业需重视离职环节的保密管理：

1.离职前：对核心员工进行 “保密提醒”，明确其离职后不得披露、使用原企业技术秘密，并核查其是否持有技术资料（如要求交还存储介质、删除私人设备中的涉密文件）；

2.离职后：对负有竞业限制义务的员工，按约定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若未支付，可能导致竞业限制协议失效），同时关注其任职新企业的业务范围，若发现新企业业务与原企业核心技术高度重合，需及时排查侵权风险。

3. 侵权应对中的 “证据固定” 与 “多途径维权”

企业若发现技术秘密被侵权，可参考本案的维权路径，提升维权效率：

1.证据固定：优先收集 “技术来源关联性” 证据（如侵权产品的工艺参数、设备图纸与自身技术的重合度）、“侵权规模” 证据（如侵权产品的销售合同、海关出口数据、电商平台销售记录），以及 “主观明知” 证据（如员工沟通记录、侵权方修改技术的痕迹）；

2.多途径维权：若侵权行为涉嫌刑事犯罪（如本案中刘某等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可先向公安机关报案，通过刑事侦查固定关键证据（如技术资料流转记录、财务账册），再提起民事诉讼主张赔偿，形成 “刑事 + 民事” 的维权合力。

结语

最高法指导性案例 219 号的核心价值，在于明确了 “以侵害知识产权为业” 的认定标准及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边界，既为司法实践提供了统一指引，也为企业（尤其是技术密集型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秘密保护与侵权应对提供了清晰参考。对企业而言，技术秘密的保护不仅是合规要求，更是维护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而在侵权纠纷中，准确把握法律规则、及时固定证据，才能更有效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若企业在技术秘密保护制度搭建、侵权风险排查或维权策略制定等方面有进一步需求，可结合自身业务场景展开具体交流，共同探索符合企业实际的合规与维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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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简介:

黄朝阳律师，资深跨境投融资和贸易法律及合规顾问，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法系。拥有20余年的中外资银行业工作经历，曾长期供职于交通银行、香港永亨银行和新加坡华侨银行等金融机构。

在银行业长期的从业生涯中，黄朝阳律师一直专注于为跨国公司和有进出口业务背景的企业提供法律和合规顾问服务。他不仅熟悉中国国情，对本土企业的商业模式及合规需求有深入理解；更精通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法规，为众多知名跨国企业的跨境投融资业务提供专业支持。

凭借扎实的法律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黄朝阳律师对跨境投融资、国际贸易、金融合规、知识产权等领域的法律实务运作有独到见解，尤其擅长解析不同国家和地区法律法规的差异，为企业量身制定合规方案。目前，他执业于广东广和（佛山）律师事务所，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法律、合规管理和风险控制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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