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主播“中之人”直播中说出真名，构成“开盒”违约吗？30万元违约金为何被酌减为3万元？

虚拟主播产业近年发展迅速，“中之人”（即虚拟主播的幕后真人扮演者）与虚拟形象之间的身份隔离，是这类商业模式的价值基石。当“中之人”在直播中说出了自己的真实姓名，是否构成合同意义上的“开盒”违约？合同约定的30万元违约金，又为何被法院酌减至3万元？本文结合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案例进行解读。

案件事实

开某动画公司独立投资超1000万元制作动画项目《XX间》，“路某”是其中的主要角色之一。2023年9月14日，开某动画公司与演员江某旭签订《虚拟主播“中之人”合作合同》，由江某旭担任“路某”的中之人，以虚拟人身份开展直播、直播带货、品牌宣传等活动，合作期限一年（2023年9月15日至2024年9月14日），其中前半月为试播期。合同明确约定：江某旭不得泄露个人身份信息，如因过失、故意行为导致虚拟主播被“开盒”，需支付违约金30万元并返还直播期间收益。庭审中双方确认，“开盒”指“中之人”的个人身份信息被公开。

2023年10月3日江某旭开始直播，至10月20日累计直播17场，内容以唱歌和互动聊天为主。10月15日直播中，江某旭说出了自己的名字，次日凌晨联系工作人员要求隐藏直播回放，公司于10月17日删除了该场回放。法院向平台调取的后台数据显示，当日直播在线观看人数仅为5人；“路某”粉丝共计23人，18人曾打赏，直播总收益折合人民币2668.2元。而江某旭本人参演多部音乐剧，其姓名、照片及参演作品在百度百科、微博等公开渠道均可检索。10月21日，公司发出解除合同通知并诉请30万元违约金；江某旭则反诉要求支付直播酬金2000元。

法院裁判逻辑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确认合同于2023年10月21日解除；江某旭赔偿违约金3万元；驳回公司其他本诉请求及江某旭全部反诉请求。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裁判理由分两个层面。

其一，构成“开盒”违约。依据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法院指出，虚拟主播的粉丝黏性高度依赖“中之人-虚拟形象”之间的神秘感，真实身份与虚拟角色严格分离方能实现商业价值最大化，这正是案涉合同的主要缔约目的之一。江某旭作为演员，公众通过其真实姓名即可检索到公开个人信息，透露姓名本身即已实质性违反合同目的，破坏角色人设的完整性，构成“开盒”违约。其以“观众人数稀少、未造成损失”为由的抗辩，法院不予支持。

其二，违约金酌减。依据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五条，约定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损失的，可以根据当事人请求予以适当减少。法院考量：案涉主播流量小、未形成网络热度，“开盒”未造成广泛影响，实际损失较小；粉丝黏性不高，虚拟主播与江某旭不具有“身份同一性”，虚拟形象更换中之人后仍具有复用价值；公司停播后未积极寻找替代人选，放任损失扩大，该部分损失应自行承担。综合交易类型、履行情况、过错程度、直播数据与收益等因素，法院将30万元违约金酌减为3万元。

关键法律问题

一是“开盒”的认定标准。裁判要旨明确：中之人披露真实姓名，且该信息可以被公众通过一定渠道追溯并关联具体个人的，披露行为即已违反保密义务，构成实质性破坏合同目的的“开盒”违约。换言之，认定违约不以传播范围大小或实际损失存在与否为前提，关键在于信息的可追溯性。

二是违约金司法酌减的衡量因素。法院应以民法典第五百八十四条规定的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主体、行业特点、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过错程度以及直播数据、直播收益等因素综合衡量，遵循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裁判。基于虚拟形象的技术可替代性，更换中之人对形象价值影响不大的，可以只将合理止损期内的成本损耗纳入实际损失。

三是守约方的减损义务。运营方在中之人违约停播后未积极寻找替代人选、放任损失扩大的，扩大部分的损失由其自行承担，不能全部转嫁给违约方。

律师观点

对虚拟主播运营方和MCN机构而言，本案提示身份保密条款应当尽量具体化：明确“开盒”的定义与身份信息的范围，明确违约触发标准不以传播范围为条件，并配套替代人选预案、止损期成本留痕等安排。发生“开盒”事件后，应及时启动替代措施并固定证据，避免因消极应对被认定为放任损失扩大，影响违约金主张的全额支持。

对担任“中之人”的演艺人员和主播而言，签署此类合同须充分认识身份保密义务的严格性——直播中随口说出真实姓名，即便观众寥寥，同样可能构成根本违约。若认为约定违约金过分高于实际损失，可以依法请求法院酌减，但应围绕实际损失、履行情况、过错程度等积极举证。

对律师而言，处理此类新型合同纠纷时，平台后台数据（在线观看人数、粉丝数量、打赏金额、回放删除情况）往往是违约金调整的关键证据，应尽早申请调取或固定，避免数据灭失后举证困难。

本案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违约金从30万元降到3万元，而是“开盒”认定标准的确立

本案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直播观众只有5人、收益不足3000元却索赔30万元”的悬殊对比，而是法院为虚拟主播行业确立了两条规则：其一，“开盒”违约的认定以信息可追溯性为标准，只要披露的信息可被公众检索并关联到具体个人，即构成实质性破坏合同目的，与传播范围、实际损失无关；其二，虚拟形象可复用情形下的损失计算有了明确方法——只将合理止损期内的成本损耗纳入实际损失，并扣减守约方放任扩大的部分。这两条规则在保护商业预期与防止过度索赔之间取得平衡，对虚拟偶像、数字人等新兴业态的合同设计具有普遍参考价值。

关联索引

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案例编号：2025-08-2-084-002（北京开某动画文化有限公司诉江某旭合同纠纷案——虚拟主播“中之人”违约“开盒”的认定标准及违约金条款审查规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09条、第562条、第585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3〕13号）第65条

一审：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2024）京0112民初6502号民事判决（2024年10月14日）

二审：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4）京03民终19497号民事判决（2025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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