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外合同管辖难落地？“适当联系”认定＋专门管辖适用之入库案例

引言

206万余元团款支付后，境外邮轮公司因疫情取消行程却拒绝退款，起诉时被告以“无住所、无代表机构、法定管辖连接点缺失”为由提出管辖异议，案件历经两地法院层级审查、跨省协商，最终由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这起跨境旅游合同纠纷，道出了涉外合同当事人的核心困惑：当合同签订地、履行地、被告住所地均在境外，中国法院还能为权益保驾护航吗？这起人民法院入库案例之参考案例给出明确答案：即使缺少法定管辖连接点，只要案件与我国存在“适当联系”，中国法院仍可行使管辖权；若涉及海上运输元素，还需适用海事法院专门管辖。掌握这些核心规则与实操路径，能为跨境维权扫清管辖障碍。

一、案例核心事实与争议焦点回顾

浙江省某旅行社公司通过上海某旅行社公司，向注册于丹麦的某邮轮公司预订南极13日邮轮行程，分四次支付团款共计2068075.2元。2020年疫情导致行程取消，邮轮公司以不可抗力为由拒绝退款，上海某旅行社公司亦表示无款可退。

原告先起诉上海某旅行社公司被驳回后，转而以邮轮公司为被告向杭州中院起诉，要求返还团款。邮轮公司提出管辖异议，主张其在我国无住所、无代表机构，法定管辖连接点均不在国内，请求将案件移送丹麦法院。杭州中院依据邮轮公司官网信息及员工名片，认定其北京有代表机构，裁定移送北京东城法院；北京东城法院及高院均认为无管辖权，两地高院协商未果后报请最高法指定管辖。最终，最高法裁定本案由宁波海事法院审理。

本案核心争议焦点：1.法定管辖连接点缺失时，中国法院能否基于“适当联系”行使管辖权？2.仅凭名片和官网地址能否认定被告在我国设有代表机构？3.涉邮轮行程的合同纠纷是否需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

二、核心争议焦点裁判逻辑解读

1.法定管辖连接点的认定：需实质证据支撑

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涉外合同纠纷的法定管辖连接点包括合同签订地、履行地、被告代表机构住所地等。最高法审查后明确：北京某地址承租人为个人，邮轮公司否认其为代表机构，无工商登记、授权文件等实质证据证明该地址是被告代表机构住所地；案涉合同由上海某旅行社公司与邮轮公司签订（签订地非国内），行程从阿根廷出发并返回（履行地非国内），诉讼标的物、可供扣押财产均不在我国境内，故法定管辖连接点均不成立。

这意味着，认定法定管辖连接点不能依赖表面信息，需提供被告代表机构的工商登记、合同签订地的书面证明、财产线索的具体凭证等实质证据，仅凭名片、官网地址等不足以支撑管辖主张。

2.“适当联系”的认定：三大关键考量因素

最高法明确，法定管辖连接点并非管辖的唯一依据，若案件与我国存在“适当联系”，法院仍可行使管辖权。本案中“适当联系”的认定主要基于三点：

•财产关联：原告在我国境内完成了206万余元团款的支付，退款纠纷与我国存在直接财产利益关联；

•纠纷统筹：案涉行程取消引发多起关联纠纷（如游客起诉旅游公司），均由我国法院审理，统一管辖利于纠纷高效处理；

•权益保障：原告为我国境内企业，在我国法院审理更便于当事人参与诉讼、证据核查，保障程序公正。

裁判逻辑进一步明确：“适当联系”可结合“一方当事人履行合同义务所在地（如付款地）、关联纠纷处理所在地、当事人住所地”等因素综合判断，无需局限于法定管辖连接点的固定类别。

3.专门管辖的适用：海上运输元素触发海事管辖

案涉合同虽包含旅游服务内容，但核心履行环节是“国际邮轮行程”，涉及海上旅客运输权利义务，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中“海上旅客运输合同纠纷”的管辖情形。结合案涉关联纠纷已在浙江法院受理的实际情况，最高法指定宁波海事法院审理，既符合专门管辖的法定要求，也利于纠纷的统筹化解。

三、涉外合同管辖维权实操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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